尽管成本有效性分析具有某些优势，但它本身不能替代成本收益分析。
从原本含义讲，所有的规范都是社会规范的组成内容，法律规范也是社会规范的一种。（二）对几种观点和质疑的回应 在探讨建立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和质疑。
合规性既指合乎法规、规章的要求，也指涉了各种社会规范内部存在着的层级关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了一审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判决。六、对社会规范进行备案审查的原则、标准和方法 对社会规范进行备案审查，涉及一系列的审查原则、标准和审查方法。如前所述，习惯是一种社会自生的社会规范类型，不是由哪个主体、哪个组织制定的，它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积淀和传承，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并被人们所约定俗成遵守的规范类型，这种规范类型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流变。因此，备案工作是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只有做到‘有件必备，即首先实现备案工作全覆盖，才能做到‘有备必审，实现审查工作全覆盖，才能真正将备案审查工作落到实处。
此案审判长吴裕华认为：希尔顿酒店违法之处是它限制了当事人的劳动就业权，其《员工手册》第9条应该取消。以上条款中的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等，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决规范，在特定情况下作为民事活动的法律原则或裁决规范。以此为前提，所有中间层级的规范活动都具有双重的属性，它一方面是对高位阶法律规范的适用，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一高位阶规范创设出低位阶规范。
只有认识到，从以描述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到法律意义上的规范性的关键性跃迁，仍然要基于法学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完成，社科法学这个概念才能成立，否则就只是社会科学而已。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这种最高立法权原则上是不受限制的，（英国）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议会至上指它可以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方进行立法。其次是授权立法的条文，即宪法明文规定该事项细则由法律确定。
[46]Vgl. Michael Kloepfer, Umweltschutz als Verfassungsrecht: Zum neuen Art.20a GG, 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DVBl)1996, 73, 73. [47]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载《法学家》2018年第3期。现代成文宪 法的出现，使得立法者同样成为规则的遵守者。
三、宪法教义学之于立法的特殊意义 （一）立法者作为宪法的遵守者 在传统法教义学的视野中，立法者是规范的创造者。[39]参见[德]Christian Starck: 《宪法规范与政治实务中的联邦宪法法院》，杨子慧译，载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11页。社科法学则通过实证研究，建立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35]初步论证，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比例原则的操作，必须依赖事实的确定，确定事实为何，就必须借助社会科学。两种主张，都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的开拓意义，却也自然形成了脸谱化的畛域观念。作为宪法法院模式的提出者，凯尔森不仅是作为法学家和法律的编撰者与宪法审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也在理论上为其筑固了根基，这个理论根基就是消解了法制定与法适用二分的纯粹法理论。[19][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建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7页。
在真实的法律运作中，对应内在—外在视角区分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可谓各擅胜场，两者的关系更多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竞争，而是不同层面上的协作。（参见赵一单：《依法立法原则的法理阐释——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
既然如此，以解释和适用宪法为目标的宪法教义学，就不仅仅助力和约束合宪性审查，也同样助力和约束立法过程。[34][奥]埃瓦尔德·魏德林：《奥地利宪法法院：凯尔森之创造及其模式特性》，载[奥]汉斯·凯尔森等：《德意志公法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王银宏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
这种相对化，首先出现在合宪性审查的领域。[50]在此意义上，并不存在姜峰所批评的自身包含着对几乎所有公共问题的答案的全能宪法观。因此法教义学也不能试图去垄断对包括立法在内的法律问题的判断。由此，立法不再纯粹是政治决策，而同样也是在实施宪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主张宪法教义学要走向立法，在关注消极的边界控制之外，更应该使宪法教义学具备立法的积极的内容形成功能，通过对宪法规范的充分阐释建构，为立法者具体化宪法提供可资借鉴的专业意见和知识后援。相较之下，普通法传统则并不预设二者区分的前提，而是着眼于具体个案，结合法适用与法制定的因素作出判断。
近代主权观念出现后，立法者很快就成为了主权者，成为了不受限制、不可分割的永恒主权的载体。其与传统上指向法适用的法教义学之间，就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这决定了，在立法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往往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前述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作用，相对而言仍然是辅助性的。相比之下，维护法秩序的安定和法体系的融贯乃至法律术语的精准，都只是法律秀才们的事，并非立法活动的真正驱动力和优先考虑的因素。
[14]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2. Aufl., 1991, S.195. [15]当然，这种状况正在发生着变化。法教义学对立法的意义无非是跟随和助成：法教义学可视作立法对整个世界建立法律秩序的帮手——虽非盲目但绝对是忠诚的帮手，这个帮手即使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也都是为该法律秩序着想。
[25]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当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对话从摆立场以区分自我与他者，来到基于道路自信或者说学术安全感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后，进一步的对话就应该有更加具体的议题，以避免漫漶失焦、缺乏积累的学术空转。另一方面，就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一般事实（generelle Tatsachen），英文则称为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故而，宪法中共形成了14处由法律规定由……以法律规定除法律规定的表述。
致力于做好既有法律的解释和体系化工作，而不是像一个政治家那样去参与立法，也成为众多法学者特别是部门法学者的自我设定。在此种架构下，立法就只会被法律理论看作政治性的和前法律的。
[5]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田士永、王洪亮、张双根主编：《中德私法研究》（总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意义。
由于宪法规范往往具有抽象性，对许多事项仅能作出原则性规定，就细节性、特定性的问题，则需赋予立法者以法律形成的权力，学理上将宪法与立法者的这一关系称为宪法委托。[42]同上注，第18—20页。
法学是针对现行有效法律的解释和体系化工作，立法相对于法教义学是前提和基础，因而大体是存而不论的。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重要功能在于将新的立法整合入既有的法律体系：立法是对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突破乃至部分颠覆，但却必须考量先在的法教义学结构，也就是不能因为立法而导致固有法秩序的崩解。依据何种标准对立法裁量进行审查，是法与政治纠缠的难题，也是宪法教义学最为复杂困难的领域。但是，从以描述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到 法律评价意义上的规范性的关键性跃迁，仍然要基于法学的立场 和方法才能完成。
[1]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147页。其二，它必须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验性的法社会学合作，研拟出一些与现行法相适应的解决建议，供立法者进行选择。
[2]颜厥安：《规范建构与论证——对法学科学性之检讨》，载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59]Kenneth L. Karst, Legislative Facts i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75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0, p.84. [60]同上注。
[48]栗战书：《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7期。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是一般性法理论，但却根源于现代宪法这一法律史上的新的特殊性现象。
